中国经济学人:对话迟福林

  三中全会《决定》需落地

  三中全会《决定》要接地、落地,需做很大努力,要冲破各种观念的束缚,目前看过度依赖政府还是突出矛盾问题。不要以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搞得差不多了,我认为还远着呢,许多深层次矛盾问题尚处破题阶段。

  法制化保护私有产权

  在产权保护,尤其是私有产权保护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空间,如何建立严格的法制化产权保护制度,对于稳定社会资本预期,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更大程度激活社会资本至关重要。

  应允许农村买房

  我看到一些部委官员的表态,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房,我想这样的限定可能不太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如果有些人愿意到农村去,为什么不可以呢?

  政府替代市场带来恶果

  作为我们这样的转型过程来看,过度依赖政府还是个突出矛盾的问题。只有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改变为市场主导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Q

  小编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A

  迟福林

  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市场,市场决定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市场决定经济增长的转型。还是要靠市场的活力来激发经济发展的潜力,市场决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我初步算了一下,大概未来十年左右,我们整个全社会消费总量会由现在20多万亿达到未来50多万亿左右,如果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未来十年7%左右的增长就有了最重要的条件。问题在于,消费市场的环境要形成,适应13亿人消费的大需求,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才可能把潜在的市场需求变成现实市场的发展,我想这是重要的。

  我们提出发展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要选择,市场决定企业发展,它就会朝着进一步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社会资本可以平等地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进入某些垄断行业里某些环节,这个社会资本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至于一部分社会资本外流。

  我们过去出毛病出在哪里?政府往往替代了市场,所以政府主导型的特点比较突出,地方政府层面的公司化倾向也比较突出,这对做大经济总量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问题是它积累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比如规模城镇化造成城市严重的交通问题、雾霾问题。市场决定性,我们才知道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市场决定下我们才说政府是个有为的,有效的,有责的,有力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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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性垄断严重存在需破题

  我们需要政府,需要一个正能量的政府,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有效的政府,有责的政府,有力的政府,但我们更需要市场,更需要政府的作用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

  Q

  小编

  您曾说到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化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您认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A

  迟福林

  首先,能不能够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让社会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中,这需要破题。只有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相融合起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能我们才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企业组织形式。

  其次,应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改革,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过渡,我看有关部门还没有拿出这样的方案,你管资本哪里需要配置我就可以配置,而不是单一的国有制,是追求资本的效率和效益。

  第三,要在垄断行业改革上继续破题,现在垄断行业改革远不到位,资源垄断还存在,更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严重地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说了多少年没有大的突破,能不能尽快地推出一批在垄断行业里重要的项目,向市场开放,向社会资本开放,这对于我们整个企业改革应该说也十分重要。[详细]

  相信农民会处置好自己财产

  我想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物权,这种物权应该成为农民主要财产权的来源或主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的农民相当一部分才可能根据这个财产权的实际拥有逐步富起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Q

  小编

  您多次强调,农民财产权遭遇很多缺失,这些缺失您认为主要反映在什么地方?

  A

  迟福林

  我们90年代就提出来,赋予农民长期而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因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最大的物权,也是农民最大的财产权,所以要问农民财产的缺失在哪里?我认为是土地财产权的缺失。

  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简单的债权还是物权,我认为它是有限的产权,是一种物权。就是说它可以抵押,可以转让,这样就不至于农民工进到城里来两手空空,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他可以带着资本到城里创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政府的行为,农村土地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两条:核心的问题是用途管制,再加上不能破了土地规划这条红线。在严格的用途管制和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农村的土地应当由市场来决定,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城乡统筹的土地大市场,也有可能农民在这种土地大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来提高他的实际收入水平。[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