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为何最后多转行当地主?其生存模式和生存环境被社会抵制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种植业是社会财富增加的主要渠道。国力增长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引导治下人口进行更高效的生产活动。

而商人则不同,他们更大的作用是让生产出来的物品进行流通,本身不创造价值,但能让物品更好地实现价值。

比如,齐国能从朝鲜半岛进口“文皮”,也就是虎豹之皮,在当时中原非常流行。这些商人就通过自己的渠道,将收购到的文皮销售给其他地区。

虽然从大的范围来看,齐国确实因为商业而繁荣,但从其国内来说,这种繁荣有一定的虚假成分。

要知道,农业生产而来的食物等物资在当时是属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储备,粮草的多寡往往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而这些物资都不是用钱就可以随意买到的。那么齐国虽然因为经商而富有,但也会因为经商而耽误国力积蓄。

商人这一职业的存在,虽然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绝对不能过多,必须要对他们进行限制。

否则的话,一旦不生产价值的商人多了起来,相对来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就会减少,社会财富的积累就会减缓甚至停止、倒退。

在古代,商品的流通讲究的是“互通有无”,将一个地区过剩的物资输送到另一个稀缺之地,以此来赚取高额利润,所以商人都是比较富有的。

这些人居无定所,虽然有籍贯,可以探查其来历,但常年在外,即使是国家层面想要找这个人也非常困难。

除此之外,古代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不像今天这样成熟,商人带着物资进行流通,很容易造成源产地与销售地都出现不良影响的现象。

比如,源产地物价正常的阶段里,其他地区突然紧缺物资,商人大肆采购之后运送至该地区售卖,虽然缓解了紧缺现象,但对于源产地来说,很容易造成物价激增,这对于该地的治理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而外来物资的涌入只是暂时的,经常会导致本地物资销售出现问题,价格下跌,让本地生产者利益受损,甚至破产,对于该地的治理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

再有,商业行为不是一件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往往会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除却销售所带来的物资之外,还要对当地商品进行采购,这个度不好把控不说,这些外来人口的管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商人的“流动”自然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对以稳定为追求的小农社会来说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首先来说,商人积累财富的速度是要大于农业生产的,这才会使得一些人不惜冒着风险和辛苦也要长途跋涉地经商。

当更多的人以“商人”为模范,开始放弃农业进行经商的时候,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就是必然的结果。

商人虽然也要为国家上缴各种费用,但相对于其财富的积累来说是极少的。他们只是将数量固定的社会财富进行搬运而已,并不能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蛋糕的大小不便,分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大的蛋糕进入到了一小部分人手中,激化了社会贫富差距。

往往当财富集聚到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就意味着更多人的生活质量会急剧下降,到了无法生存的时候就会出现动乱。

每逢动乱的时代,这些手握大量财富的人对国家来说就非常危险。所以很多朝代都会搞得一些大商家破人亡,这是防患于未然。

商人“逐利”的本质和“流动”的特性决定了,这些人的信息搜集能力都极为出众,这是“间谍”工作最需要的。

所以,像春秋战国阶段里,很多“商人”其实是受国家扶持的“间谍”,也是各国消息打探的重要来源。

所以,商人不像农业生产者,他们的利益和国家不是绑定在一起的。农业生产赖以存活的基础是国家稳定,而商人并没有这样的制约。

这也就决定了“商人”这一社会阶层不可能得到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完全的信任,他们只能是被利用的群体。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商人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都要开始购买土地,从商人转行到地主。除了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之外,还有自保的成分。

实在是因为,在古代“商人”这一职业是没有前途的,并且还伴随着“被清洗”的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