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新书发布 中国:理想经济增长

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当代经济学文库的《中国:理想经济增长》,是笔者2018年《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一书的姊妹篇。前者提出经济下行的原因和机理,后者试图给缓解经济增长下行、支撑中高速增长提供一个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及其调水扩土思路和方案。

本书的内容结构分为三篇九章,第一篇写了三章,先是分析了中国未来如果不采取任何改革和发展措施,高收入国家门槛线也在动态提升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的基础性问题,可能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讨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以及世界上一些长期不能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或者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后又跌出国家的问题和教训,供我们比较、防范和借鉴。

其次,笔者分析了中国未来面临人口收缩老化、城乡居民间收入财富差距较大、城乡模块间人口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梗阻、城市化和工业化可能提前结束、金融体系可能不稳定、外部贸易保护主义不确定性等等,给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带来的下行压力;还从未来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讨论了中国、美国和印度间的增长和相互竞争的势态。但是,作者也乐观地阐述了中国在人力资源、学习睿智、工作创业勤劳敬业、科技基础、交通能源城市体系、制造业基础、国土回旋余地等等方面,中国克服各种困难,持续发展的条件和优势。

再次,笔者探讨了各主流经济学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包括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为什么一段时间内有效外,也形成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其边际效果也在递减。特别是,21世纪第2个10以来,针对国内发生的经济增长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体制和政策应当向计划、管制和提高公有程度等回归的研究和建议。作者认为,即使在生产能力似乎过剩,信息网络计算能力发达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重新回到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时代。如果后退,带来的可能是效率的巨大损失和国民经济的灾难。

这一篇的最后一章中,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和三次下行的实践,发现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扭转为上行,都是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举措所实现的;每一次改革举措对经济增长推动力,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其边际动能是递减的。若想将经济增长下行的态势稳定住,并扭转为上行,没有大力度和突破性改革,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本篇分为四章,首先,对一些用索洛生产函数分析中国经济投入产出的文献进行了评述,认为直接套用其模型测算中国经济各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等,有着很大的缺陷。在中国土地要素不能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相当多土地没有价值表达;劳动力和资金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受到干预;在居民收入受到干预情况下,模型暗含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定不成立。因此,用其基本函数及其改变后的其他模型计算的结果可能有较大的误差。

其次,用了第六章篇幅来讨论土地体制问题。由于中国农村耕地、林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以及城镇企业事业中的土地不能自由交易由市场决定配置,特别是过去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划拨的土地,大多是生活和生产资料,而不是市场经济中的资产和资本。其他要素可以由市场交易配置,而土地不能由市场交易配置,或者由行政寡头垄断市场极端配置,这给带来国民经济在土地要素配置、居民收入、货币资本流向、土地房产价值等方面,带来诸多的紊乱。

再次,在第六章中,新古典主义的索洛模型,其假设和暗含的许多条件,实际是一国国民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程度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要素就会错配,国民经济运行就会紊乱,生产率就会低下。作者构思了假设条件,即将市场经济应有的体制还原的方法,计算了各方面达不到市场经济标准形成的产出和效率损失,也估计了如果进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原的改革,各方面所带来的增长潜能。

最后,笔者在第7章中分析了政府干预人口增长、劳动力流动和土地配置等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这导致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条件的失效。如果不还原这一假定条件,即使生产系统优化,产出质量和效率都很高,也会发生生产过剩,使国民经济增长乏力。因此,必须消除可能影响居民收入的一系列的体制干扰,快速地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消除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的偏差,使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产能相互平衡,进而使国民经济有一个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增长环境。

并且指出,未来要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增长速度要快于GDP的增长速度;重点要让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有资产、有财产性收入、有财富,过上富裕的生活,形成居民富裕、国家强盛的社会。本篇最重要的学理和政策操作贡献在于,将各项体制改革会带来多少增长潜能,从定性分析的猜测,提供了一种量化分析和估算的思路和方法。

本书以线性方法,先简单理清逻辑,并估算了数据。还将继续以二元要素配置体制,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体制转轨的经济增长潜能,特别是以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善,及其资产化和货币化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3篇分为两部分。其中第八章分析了由于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干预,造成了农村和农业人口及劳动力的淤积;而城镇中又有产能过剩淤积,并开始排斥农村人口和普通劳动力向其流动,其资金也不向农村流动,而是有向国外流出的压力。农村农业与城镇非农业两大模块间人口和要素的相互流动发生了梗塞。城市化和工业化似乎已经结束,经济高速(或者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也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从农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看,还有人口和要素相互流动巨大的压力差。因此,必须找到一种途径来消除现两模块各自淤积,疏通两者之间流动和循环的梗塞。笔者认为,就是理论上思考经济发展的第三模块,实践上开发和建设新经济区域,来吸纳其他两模块中的淤积,形成三模块间人口、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和资源流动的畅通和正常循环。从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效应看,以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为基础性启动,结合产权和配置方式改革,水利、国土、产业、城乡社区、交通能源综合开发和发展,是缓解资源供给短板、增加就业创业、提高居民收入、富裕城乡居民、推动经济增长最重大的战略。

在第九章中,笔者认为,技术进步和鼓励生育,是中华民族久远生存和发展最重大利益的两个关切。需要立即对技术创新和人口生育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激励技术创新,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形成一批世界领先和颠覆性的技术,推动产业革命,并千方百计地保持人口在10亿,争取12亿左右的规模,在国际社会中保持一个以人口规模为基础、技术创新为实力的竞争力位势,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一些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战略,想国内更多的工业消费品需要由自己生产满足,并且也向国际市场更多地出口本国产品;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经验,用更低成本制造的产品在全球经济中与我们竞争,替代和挤占中国原有的市场,使中国出口占GDP比例从2006年的35.2%下降到了2018年的18%。

2018年,国内近6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43388元,收入消费率66%左右,其收入增长的工业品消费需求弹性较小;2.3亿农民工等城镇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23035元,收入消费率在76%左右;5.7亿农村常住居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617元,收入消费率高达83%。后两部分8亿人口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意愿较大,但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结果使2018年工业产能过剩高达11.12万亿元。

国内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人口结构老龄化,从创业、创新和就业供给,以及有可支配收入的消费需求能力两个方面,对国民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即可能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断收缩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要求以往的产能不断地出清,使生产过剩和去产能趋于常态化。

那么,怎么走出困境?本书提出了新的思路,可供选择和可操作的方案。对此,在结语中概述。

我的看法是,无有效的改革和发展措施,未来局势会继续恶化。我们能幻想在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面什么是最重大的举措不清,或者没有重大的举措,或者有而没有真正去落实,经济增长就会恢复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由于我国对于人口干预力度要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大,从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的定律(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二者关系的计量分析,也证明了这个定律)看,经济主力人口边际递增已经转向了边际递减的阶段,导致其总收入边际不断相对收缩,消费需求相对收缩要求已经形成的供给能力不断地出清,政府干预人口过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造成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失效,使经济增长可能长期陷入下行状态。本书基准经济增长率,用国家统计局调整过的总和生育率计算的人口自然增长推算而得。如果用每年1%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计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长期基准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则更大,形势更为严峻。本书的推断是,没有重大和精准的体制改革,没有大的增加要素的战略,依靠经济自然地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没有希望。

那么,是不是未来我们的发展就没有希望了?回答也是否定的。只要坚决推进和落实改革,中国一定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本按照各方面一般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标准,改革资源分配的各方面体制,以还原优化配置各要素的市场经济条件,来观察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的要素生产率提高、要素配置优化、技术进步、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环境等等形成的新增长潜能。将改革红利范畴,由定性理念变成可量化的分析工具。因此,本书不是体制既定假设下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测,而是能动地规划改革方案,推进大力度改革使国民经济可能在未来中高速增长的估算。以此做了一个在人口与经济增长困境下通过改革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方案。

未来发展战略的重心还是要推动市民化的城市化和继续延长工业化,进而争取和营造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宝贵的机遇期。书中已述,2018年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规模分别达到56401万和22620万,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和23344元,与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744元比较差距较大。从生活需要结构视角分析,这两部分79021万人口工业品消费还没有得到满足。2020-2035年,应避免城乡人口流动凝固化,防止国民经济快速服务业化,克服经济结构升级早熟和发展的鲍莫尔陷阱,将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从51%左右提高到83%,满足广大居民工业时代应当享有的生活需要,扩大工业品为主要内容的消费需求,为制造业发展和升级创造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环境,圆满地完成工业化,应当是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居民收入增长一定要快于GDP增长。因为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无法扭转居民收入和消费比例过低偏差,将过去这一提法,调整为前者增长要快于后者增长,居民收入翻一番多的发展目标。2020-2035年间,在改革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应当超过GDP增长速度1.8个百分点,从而将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逐步从2018年的47%和30%改善到65%和50%的标准值水平。并且,还应改变以往经济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以人民生活和消费需求为主要内容和基础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现未来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是进行建国以来的第三次城乡土地体制改革。考虑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严重老龄化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以及其他各项改革获得新增长潜能的比例可能在20到25%之间,如果没有城乡土地配置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则不可能在未来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在2035年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可能性也很小。

未来16年中,还应当增加可利用土地供给。基于索洛模型投入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增长目标的保证,考虑中国国土利用率低、水资源天赋不均衡、人多而已利用土地少等国情,实施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形成土地资产和土地要素,进入投入产出,以实现年增加1.6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潜能。

要真正给予农民以土地使用财产权利。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使用权可以永续但能够通过交易转让,使用财产权应当确权发证。农村的终极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农民,农民承包的耕地和居住的宅地有永续使用权,而村集体集中的土地部分,其价值应当股份化划归每个农村家庭。农村的各类土地永续使用权,可以进行出售,也可以出租。农村土地永续使用权,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的不同用地需求者之间进行交易,或者转租。对永续使用权的交易,政府在改变业主后,对于使用财产权转移应予以确认。

土地永续或者长久使用,可采用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一级使用财产权,可为永久;第二种方案是,农村耕地、林场、牧场和其他生态用地等的土地使用年期可为999年,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年期可为500年,企业、社团和行政等法人土地使用权年期可为300年。

形成竞争性的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方式。明晰土地产权,是建立开放、竞争、统一而有序的土地市场,发挥市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作用的必要前提。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关键是转变配置方式,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只要是市场主体,无论是农民拥有使用权的土地,还是城市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都可以同地、同价和同权入市进行平等交易。只有这样配置土地资源,维护土地使用财产权益,才能形成对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的保障机制。

对于非公益性用地,不再经政府征用,农村土地直接进入市场,由用地商到土地交易所寻找,其交易中的级差地租,由政府以税收的方式加以调节。对于公益性用地,政府也要先进入土地交易中心登记需求信息,寻找土地供给者,按照市价进行收购,价格太高的,与非公益性用地一样,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调节,而不是强行从农民手中以低价征地。

农村土地只要符合规划,就应该与城镇土地一样,同地、同权、同价。具体来说,一是所有土地都平等进入农用、建设等用地交易市场,改变土地供应的行政寡头垄断;二是农村土地的有关权利,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不管是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建设用地使用权,都可以自由入市,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理的价格,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农民要有自己土地的建设权。缩小征用土地的范围,非公益建设不得强制征收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农民家庭宅地面积,楼高允许三层,原则上不予以行政控制,而是采取价格和税收的方式加以调控。农村和集镇,不宜建设几十层高的住宅楼,鼓励“一户建”,随着农民收入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可提升为别墅。允许进城定居而农村宅地闲置的家庭将其出售,出售对象不限于农村村民,鼓励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院,并改造翻新。允许农村村民,包括城镇居民,以适当的价格购买农村的荒地坡地,建设“一户建”住宅,包括城市居民合作建多层住宅楼。

调水改土,扩大可利用土地供给,在此基础上取消耕地红线控制和建设用地指标计划管理,农民有在自己土地上建设的权利。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实行农村土地资本化改革,鼓励以地为本创业投资,允许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小加工厂、餐馆、客栈、加油站、大棚、仓库、禽畜场。当地村集体和最基层政府,要及时和超前规划。应当以积极的思路和行动解决耕地短缺和保障粮食安全,即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发展空间,交易集中耕地、规模化大生产、提高产出效率。

其实,中国目前已经利用土地占国土面积比率比美欧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很低,过去没有大规模再开发可利用土地,以及限制土地交易和划拨低价出让土地,从目前要走出国民经济困境角度看,无意中问题变成了一个可利用的条件。而许多发达国家和人少地多的国家,或者土地要素都已经由市场交易配置定价,或者可利用土地国土比例很高而再开发空间很小,或者因人少而增加土地要素和资产与劳动力和消费需求不相匹配,他们即使想用此办法,也不存在中国这样的理想用优质土地资产扩大货币投放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

从人口、要素和资源的组合看,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是人少、劳动力少、装备资产或多或少、土地要素和资产多的国家,中国是人多、劳动力相对丰裕、装备资产相对过剩,而土地要素资产在结构中相对最短缺的国家。从中国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投入看,缺乏的是可利用土地,是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实施这样的深化改革和调水改土战略,其机遇期也时不我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口经济主力人口不断收缩,老龄化不断收缩,养老金财政负担和债务缺口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不断可能减弱的趋势下,留给我们采取推进重大改革和实施调水改土战略的时间也15年左右。错过这一宝贵的机遇期,以后再跨越中等发展阶段的概率将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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